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翻译改变世界的这些人

   1897年,梁启超在《论译书》中说:“处今日之天下,则必以译书为强国第一义。”

  自鸦片战争,翻译从非主流的“杂学”转变为具有较高学术、政治目的的行为。由此,从西方先进知识开始,各种有别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西方宗教、哲学、政治制度,乃至于文学著作,经一批民国翻译家之手,陆续进入中国,以开拓民智。

  中国近现代翻译界,经历了从“善译”,到“信、达、雅”,再到“宁信而不顺”等种种理论上的进化和争议。在此种学术背景中成长起来的民国翻译家,多数已经谢世,那个以“强国”为翻译宗旨的时代渐行渐远。

  我们越来越怀念翻译前辈以及他们翻译的书。前辈们已经将许多世界名著译出,供我辈分享。他们往往学贯中西、才气纵横,以一种魔术般的“通感”,完成文学翻译这一项“不可能的任务”,同时又隐匿于文字幕后,为作者作嫁衣,为读者开路,有着成人之美的君子风范。

  罗念生古希腊他搬来了一座奥林匹斯山

  1933年,罗念生登船横渡大西洋,来到希腊,进入雅典美国古典学院,修读了雅典城志、古希腊建筑、古希腊雕刻、古希腊戏剧四门课程,成了第一位到希腊留学的中国人。他的足迹踏遍了希腊半岛的南北东西,游历了爱琴海上的大小岛屿。爱琴海上明蓝的天空,雅典城上环绕的紫色云冠,希腊人民的好客情谊,尤其是古代希腊留传下来的文化光华……都铭记在他的心中。

  罗念生本在美国留学。然而去美国留学的中国人太多了,罗念生很担心回国难找工作,不得不重新思索人生方向。

  恰好在一堂欧洲文学史课堂上,教授詹姆森先生提及“冷门”文学,对古希腊文学评价极高。罗念生便尝试翻译了欧里庇得斯的古希腊原文《伊菲格涅亚在陶罗人里》,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,这成为他的第一部古希腊戏剧译著。

  古希腊语是世界上难度仅次于印度梵文的一种语言。在古希腊语中,一个正规动词的变化就有四五百种。因此,学习古希腊语,只能靠死记硬背,没有语法,有时还要通过语句的头尾来判断是什么意思。

  然而,古希腊很多文学作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,以古希腊最伟大的作品《荷马史诗》(《伊利亚特》和《奥德赛》的统称)为例,它使用的语言就是古希腊语。

  内容深奥、典故繁多……这都是翻译和研究古希腊文学的困难之处,而罗念生却默默坚持了六十多个年头。

  抗战时期,在四川乡下昏暗的油灯下,随时有飞机轰炸、到处躲警报、生活没有保障的日子里,甚至有时连一张必需的书桌都没有,罗念生却从未放弃对古希腊文学的研究,翻译了大批古希腊戏剧作品,出版了《希腊漫话》、《芙蓉城》等散文集,以及古希腊悲剧《特洛亚妇人》等翻译作品。

  外国学者称他是遨游在天书中的人。罗念生在翻译上追求“信、达、雅”兼顾。忠于原文、质朴典雅,注释详尽。在把诗体原文用散文译出时,不失韵味。他的翻译不仅数量多,而且文字讲究。他为统一古希腊专用名词的译音,撰写出一种比较合理的对音体系。这个译音表自1957年以来,已被文学出版界所采用。

  罗念生去世前,心里想的还是翻译《荷马史诗》,按说这部史诗他早应该翻译,但是他认为自己的知识还不够,还没有资格,因此他等了几十年,晚年才开始翻译。很遗憾的是,命运却不给他时间了。

  罗念生先生逝世后,世纪出版集团出版了他的《全集》十一卷。在他百年诞辰纪念时,他生前致力编纂的《古希腊汉语词典》终于面世。

  罗念生生前希望他的遗骨一部分安放于他的祖国北京,另一部分能撒在他的第二故乡――希腊的爱琴海上。希腊朋友非常尊重罗念生的遗愿,他们不同意将骨灰撒在海中,决定将以隆重的葬礼,把他的遗骨安葬于古希腊的发源地,阿波罗神庙所在地――德尔菲市的帕尔纳索斯山中,欧洲文化中心的花园里,以永远纪念这位为古希腊文化献身的东方学者。

  杨宪益译介中国中西合璧的“神雕侠侣”

  在中国的民国翻译家中,有这么一位奇人。他早年留学英国牛津大学,毕业后赶赴国难毅然回国入川。同他一起回国的,竟然有一位英国太太。两人在英国相识,因对中国传统文学共同的爱而结缘,最后一起翻译出了《红楼梦》。他就是中国著名翻译家,杨宪益。

  杨宪益出生于贵族世家。他的祖父当过淮安知府,八个儿子都留学国外。杨宪益的父亲留学归来后,成为了天津中国银行的行长,是当时中国最杰出的金融家之一。进入私塾后,杨宪益每次考试,都考第二,从不考第一。老师说,你稍微读一读书就会考第一了。杨宪益却认为,考第二还是第一都没什么区别,能多看书才是真的。可能正是由于这种性格,杨宪益的译文既不失严谨又生动活泼,这种风格最适合翻译中国明清小说。

  杨宪益的爱侣戴乃迭女士,是他在牛津的同学。戴乃迭,1919年生于北京一个传教士家庭。7岁时返回英国,进入教会学校。1937年考入牛津大学,学习法国文学,后转攻中国传统文学。杨宪益和戴乃迭在牛津相遇,因兴趣相投,逐渐走到了一起。杨宪益晚年回忆说,他爱戴乃迭,除了为她惊人的美丽所吸引外,还发现她有一颗质朴的心。她清新脱俗,没有英国上流社会女孩常有的虚荣与势利,这在“中国上层的小姐们之中也很少见”。因为戴乃迭热爱翻译,杨宪益也不做它想,夫妻俩双宿双飞的做了一辈子翻译。

  杨宪益只用了5个月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就通过牛津入学考试。他在牛津的师兄钱钟书则认为,杨宪益是当时在牛津为数不多的十几个中国人中,“唯一还可以谈一谈的”。24岁时,他一口气把《离骚》按照英国18世纪的英雄双行体的格式翻译了出来。之后的成就更不必说。杨宪益是把《史记》推向西方世界的第一人;他翻译的《鲁迅选集》是外国的高校教学研究通常采用的蓝本;与夫人合作翻译的三卷本《红楼梦》,和英国两位汉学家合译的五卷本(译名《石头记》)一并,成为西方世界最认可的《红楼梦》译本……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,从先秦散文到现当代作品,杨宪益夫妇联袂翻译了共百余种作品近千万字,这在中外文学史上都极为罕见。杨宪益著有自传《漏船载酒忆当年》,中文本于2001年出版。

  中国翻译家协会授予杨宪益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。杨宪益是继季羡林后获得该奖项的第二位翻译家。有人说他“几乎翻译了整个中国”。

  杨宪益在翻译上的最大成就,就是和夫人一起,翻译出了《红楼梦》。上文所述的翻译家都是外文翻译成中文,而杨宪益的成就,则是将中文向国际输出。他选择了《红楼梦》,这本被很多人看做“不可译”的小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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